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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双亲》的痛定思痛

  《追忆双亲》一书的主编丁东,在序言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所赐。父母去世,乃人之大痛。所以古人才形容大悲痛为“如丧考妣”。身为儿女,撰写回忆文章,寄托对父母的哀思,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然而,对于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又经历了几多血与火的洗礼!政治冲击了亲情,斗争考验着人伦,多少悲欢离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的公公汤用彤,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乐黛云在《一块温润的美玉——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一文中,回忆了在嫁给汤用彤长子汤一介的婚礼上自己的“道白”:“……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正是出于“革命化”的考虑,作为新过门的媳妇,乐黛云竟然拒绝出席二老在森隆大饭店请至朋好友的婚宴,给公婆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几十年后公婆都已做古,乐黛云仍追悔莫及地写道:“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这样一层“海外关系”背景,使钱理群从小就背上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家庭包袱,还影响到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表示自己坚决不当“反革命的孝子贤孙”,钱理群把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付之一炬。钱理群在《哦,你是我父亲》一文中,写下了这样摧肝裂肺的字句:“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我仿佛又听到了早己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记述了父亲李锐、母亲范元甄之间几合几离的婚姻悲剧。李南央说:“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特殊年代独特两辈人的关系,现在的青年人听来,可能觉得是阿拉伯的“天方夜谈”,简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然而,这就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司空见惯的现象。

  斯大林说过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个革命者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还说过这样一句残酷无情的话:“为几亿人的幸福,几百万具尸体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亲情、人性,都泯灭在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之中。

  沃尔夫岗在《革命抛弃了她的孩子》一文中说:“乌托邦的天国就不可能建在地上。”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还有康柏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赫兹卡的《自由之乡》、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以及中国那个圣哲老子描绘的《华胥国》。江山代有预言家为人类描画出一个个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多少红色殉道者像前赴后继的灯蛾,追求的是辉煌,得到的却是毁灭。米兰.昆德拉在《玩笑.英文版自序》中这样调侃一句:“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怦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有些书读后是噙泪,有些书读后是泣血。

  《追忆双亲》一书更为珍贵、深刻之处在于,古往今来,怀念父母的篇章。多为缅怀父母的养育之恩,礼赞父母的高洁美德,而此书所收篇章,则超越了“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一人之常情,直面特殊的历史背景,勇于把父母置于时代的漩涡中反思,放在人性的显微镜里审视。

  邢小群在《我的父亲》一文中,真实地为读者再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哺育下成才的作家邢野的形象。因了“真实的残酷”,引起姐妹们的不满:“这样写父亲,姐姐不舒服,说,人都过世了,一了百了吧;妹妹说,你写下这些,说明你心里有恨;……弟弟则担心低俗小报去炒作。”作者邢小群说:“怎样写父亲才算公正?我曾试着为他开脱,比如,内心的追求与时代的不适应;不希望被人忘记,却拿不出应合时代的作品;渴望与人沟通,又惧怕人际关系;有意远离社会,社会也在抛弃他……”邢小群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出于对历史的负责,还是秉笔直书,写出了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复杂多面的文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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