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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爲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爲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爲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僞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麽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著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著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爲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著爲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能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著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著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産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爲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爲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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