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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楚辞研究第一人——黄灵庚自传

  我生于1945年2月,浙江浦江人。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老实说,从事《楚辞》研究,我是先天不足的。首先,我不是出身于具有厚实的家学源渊的“书香门第”,父母世代为农,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我的童年教育差不多是在牛背上度过的;其次,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十年动乱”,白白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读书机会,五年大学,中文专业知识似乎没什么学到。所以,命运决定了我的《楚辞》研究,只能选择一条艰难而坎坷的道路。虽然,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是所付出的代价相对要比别人多一些,其间某些曲折的经历,实在不是顺顺当当从书院里出来的人所可想象的。

  我是1965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进校时,只对现当代文学发生兴趣,暗暗发誓将来也要写出象鲁迅、茅盾那等“惊世骇俗”的作品来。这样的抱负,恐怕在当时的大学生中也是司空见惯的极时髦的想法。但到后来,多是中途改弃,另谋出路的,我也未能例外。何况在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本来为自己所崇拜的文学“偶像”一个个都被送上“审判台”,“作家梦”被彻底击碎了。然而,我竟然会一变初衷,迷上了遥远而高古的《楚辞》学,而且自得其乐,长期游弋在古书堆里不能自拔,曾经很让一些了解我的朋友大感困惑。其实,对这个终身选择,连自己也感到惘然,确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的。

  那是1968年夏天,我与千千万万的发过高烧的“红卫兵”一样,在盲目地跟着“狂热”了一阵子之后,已经日益厌倦于无谓的“政治斗争”,于是“逍遥”起来,整天捧着一部残缺不全的《史记》以销磨时日。当我读完第八十四卷《屈原列传》时,立刻被屈原的高尚人格和不屈精神所感动了。我一方面同情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的人生际遇,更折服于他那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不妥协的精神。回顾当时的社会,是非颠倒,善恶不分,整个世界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疯狂”状态,给“权势”二字搅得“昏天黑地”,社会人格正在扭曲,变形,堕落,觉得这多么需要提倡一下屈原的崇高的人格精神!与此同时,我第一次读着他的诗作的时候,不禁击节高吟,连声称好,长久沉浸在“伤怀永哀,汩徂南土”的苍凉悲忿的氛围中,整个灵魂完全为其绚丽、奇倔、狂放的艺术魅力所俘虏了。在这以前,我虽然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可是并没读过,更未曾接触屈原的全部传世之作。当时,所读到的,仅是收入《史记》的一篇《怀沙》而已,尽管有崔骃、司马贞、张守节三人的注释,但是读得非常吃力,某些章节的意义百思不得其解。这似乎并没有使我丧失读下去的兴致和勇气,我觉得它奇,它美,说不尽那错落有致的句式,顿挫抑扬的韵律,回肠荡气的悲愤,缠绵动人的情思,不断诱引我去窥秘、索隐、探赜……我生性还有个爱钻“牛角尖”的毛病,遇到愈是不明白的东西就愈不肯放弃,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乎我捧起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读起来了。当然,这算不上是研究,可是我以后研讨《楚辞》的漫长生涯,正是由此起步的。

  开始,我不知道该从何处入门去读懂它们。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郭在贻先生,并得知他背着“工宣队”的监视,正偷偷地攻治《楚辞》。我向他请教入门的“捷径”。郭先生告诉我读懂《楚辞》诚非易事,要看许多书。接着他翻开一本记录着五十馀条考释《楚辞》词语的笔记(后来以《楚辞解诂》为题发表在《文史》上),说考证这些条目,就已经查对了上百种注本。当时,我暗自吃惊,真没想到古往今来竟有那么多人在注《楚辞》!我请他开个书目,他就把姜亮夫先生的《楚辞书目五种》推荐给我,并给我圈定了其中必读的二十馀种注本。这些书在当时均属宣扬“四旧”的禁书,从杭大图书馆是借不出来的。郭先生手头上也没有这些书,他笔记里的那些材料都是“文革”前钞录的。后来我想,他即使有这些书,万一泄露“天机”,落得个“复旧”或“复辟”的罪名,也未必敢轻易借给我。可真是天赐良缘,我终于认识了一位家藏万卷古书的朋友,知道他家藏有清代以前的十几种《楚辞》注本。他是清代纂写《说文通训定声》的朱骏声的曾孙,他的生父就是精通汉学的著名教授朱师辙先生。朱老先生其时年逾九旬,解放初就已闲休在家,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所以在“文革”中,他一点也没有受到冲击。他足不出户,静静地在杭州岳王路的寓所继续读书著书,好象全然不知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位“世外高人”嗜书如命,他的书是不肯外借的,可允许在他的寓所里查阅。起初我在他家看了几天,后来在他的儿子“担保”下,方破例允许我每次可借一种,但必须在十天内归还。我第一次向他借的是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据明汲古阁本重刻的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时间在1969年的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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