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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可不读的“中国第一自传”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 。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 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1)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是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 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话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史诺) 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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