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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扩红”的艰难历程

  红三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活动深入人心,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据不完全统计,德江县境内参加红军或红军游击队的达数千人,已查清姓名、住址的人员达590多人,为扩大红军队伍,恢复红二方面军番号作出了贡献。

  1915年出生的杨先学就是当时“扩红”参军的幸存者之一。他少时家境贫寒,因不堪忍受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于1933年参加神兵起义。1934年6月在枫香溪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当通讯员。后转战湘西参加长征,北上抗日,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0月20日转业回乡,历任德江县卫生科长、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58年起,他被城区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每逢重大节日,都戴上红领巾给少先队队员讲长征故事,勉励少先队员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1983年离休,1986年6月25日病逝于德江。

  据杨先学生前回忆和德江史志记载,红军在德江“扩红”,曾经历了震惊黔东的“新滩惨案”。

  1934年8月下旬,经军部批准,红三军黔东纵队副司令张金殿、政治委员徐承鹏率副官张金才、张金和及张羽进、张羽让等10余人,以司令部名义到德江稳坪一带扩充红军,以补充黔东纵队兵员之不足。

  “扩红”部队8月25日抵达乌江之滨的新滩集镇。扩军以“神兵”为主要对象,司令部向各地神坛发出文告,动员神兵参加红军,广大青壮年踊跃报名,短短数天就吸收新战士300余人,编成两个临时支队。

  红三军来到黔东,德江县国民政府和地方势力极为不安,县长钱文蔚在乌江沿岸组织“江防队”,企图阻止革命势力向西发展,在新滩等渡口更是作了精心策划。当“扩红”部队来到新滩时,“江防队”自知公开抵抗犹如以卵击石。于是隐蔽起来,分散活动,甚至混进了红军队伍。新兵第二临时支队的支队长安明焕就是“江防队”成员。

  8月28日,安明焕原形毕露,公开叛变。他暗中勾结土豪,纠集百余暴徒于乌江岸边的灵关道,然后到司令部谎报军情,把红军哄骗上山,企图突然袭击消灭之。众暴徒慑于红军的威力,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遭到安明焕一顿臭骂。红军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主动撤回。

  司令部随即将驻地从河西迁到河东,并派人前往水井湾找秦贞全团求援。不料,秦部已转战他乡,求援未果。

  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距驻地20余里的木朗溪土豪捎信给司令部,佯称那里筹集了一批粮食和猪肉,要红军派人去挑运。司令部未经核实就匆忙派副官张金才、张金和、张伯成、田贵等,率28名战士前往挑运。不料刚走到谭家屋基便遭到埋伏于此地的数百名暴徒的夹击。部队退到马鬃岭和王井垭一带与暴徒展开血战,田贵等8人壮烈牺牲,张金和等8人被俘。

  当晚,毛岭土豪杨承禹胁迫毛岭、木朗等地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直逼新滩。30日凌晨,司令部失守,驻营官兵突围失败,全部被俘,新兵被打散。

  当日,众暴徒在杨承禹等的指挥下,于乌江边的沙滩上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徐承鹏被吊在一棵麻柳树上,用火烧烤,活活折磨致死,时年约40岁;张金殿被暴徒用火枪打死,在其舅父的说情下,才免于割头,时年37岁;张羽让被暴徒杀害于江中,然后捞起割下了首级;杜显贡跳入江中,在暴徒的乱枪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战士张金才(与副官张金才同名)被迫投江自尽;张伯成被暴徒用石块活活砸死;号兵张羽亮在暴徒的乱棒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烈士们的鲜血浸红了沙滩,染红了江水。

  杨承禹等杀害红军后,于当日下午将徐承鹏、张羽让两烈士的头颅挑到县政府邀功请赏,县长钱文蔚以旗子、肥猪、烧酒等物“奖励”之。

  红三军军部获悉“扩红”部队遇险,随即派出部队前去援救,救援部队开到沿河白石溪时,得知扩红部队已全部遇难,只好挥泪撤回。

  这就是德江现代史上的“新滩事件”,亦称“新滩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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