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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次入朝经历

  1952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奉命编成志愿军赴朝参战。在一个夜幕沉沉的晚上,我随着后期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我们的目的地是朝鲜的西海岸,听说美国的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要在这里进行第二次仁川登陆。这里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我军到这里也是准备着登陆作战。

  入朝前,我所在的不对防守在东南沿海的广东一带。入朝命令传达后,我们都非常高兴。谁知此时却得知我和战友小潘要被留在广州的留守处,原因是我们身体不好,经受不了朝鲜战争的艰苦环境。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俩都急坏了,找领导坚决要求随部队走,可领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我俩找到后勤部最高领导政委魏强同志,魏政委见到我们就说,看你们这样子,怎么能跟得上不对行动?再说朝鲜参战那是九死一生,你们就不怕吗?我们马上回答道:不怕!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国际烈士,反正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政委看我们很坚决,也就勉强同意让我们跟着部队走。我们真是太高兴了,我是对南方的气候和水土不服,吃不下东西,全身浮肿,小潘是因为患了神经型呕吐,吃多少吐多少。我们坚信这是暂时的,不久身体就能恢复好。我们俩做好准备,下午就随部队出发了。步行一天多到了广东的樟木头火车站,上到闷罐车一直到达安东,经过了短暂的休息后,换装部队在夜幕中度过了鸭绿江。虽然我们是在夜幕中行进,但也深深感受到战争带给朝鲜人民的巨大灾难,看到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一踏上朝鲜的土地,闯入眼帘的是一片片废墟,不是大大的炸弹坑就是残墙断臂,就连和中国隔江相望的朝鲜第二大城市新义州也被炸成了焦土,在行进途中既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人烟,战争的惨景,着实让人触目惊心。

  当时,听说老美要从朝鲜的西海岸登陆,我军已赶到西海岸做好了战斗准备,可老美一直没敢登陆,在这期间,我和几个同志北调回国学习。学校在东北的海城县,过了春节,正准备编班上课,前方却发来了加急电报,让我们停止学习,赶回朝鲜前线,我们又第二次渡江返回朝鲜。这时,前方部队已经离开,到三八线接42军防地,要打仗了?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就达成运输屋子的汽车出发,汽车只能晚上走,白天美国的轰炸机封锁了公路。走了一夜,天亮了,我们就在山沟里老乡家休息,当天下午三点突然听到广播里说苏联领袖斯大林去世了。首先是我们的房东阿妈妮大哭起来,嘴里说着:为什么美国的杜鲁门不死了死了的,斯大林怎么死了。当时我们的同志也跟着一起号啕大哭起来,因为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斯大林是国际无产阶级领袖,苏联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斯大林的逝世,对我们来说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就像天要塌下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志都痛哭不已。

  可是出发的时间就要到了,人们还没有吃饭,当我帮助阿妈妮把饭做好,并把粥盒端到锅台上时,在慌乱中,我竟一脚踏进了粥盒里。这一大盒粥不能吃了,同志们只好饿着肚子前行。我心中十分难过,一方面心里深深怀念斯大林同志,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粗心慌乱损失了一大盒粥,要知道当时的朝鲜粮食奇缺,部队也缺粮食,这一大盒粥够阿妈妮吃好多天呢,所以我比别人哭得更厉害。

  在朝鲜的行军,不论是步行还是坐车,最大的威胁就是敌人的飞机,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就像特务一样监视着我们的行动。好在当时志愿军已经总结出一套土法防空机制:一段30~50米就设立防空监视岗哨,只要听到敌机声音就发出警示,这样,敌机还在十里之外,司机听到警示就关了车灯,军队汽车延绵几十里的“火龙”,瞬间就消失了。敌机对我们这种魔术般的防空战术,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应对。

  但是由于敌人的狡诈,也有来不及防范的时候。我们所乘的那辆汽车在行驶中听到防空枪响,汽车灯马上熄灭,但敌机已经呼啸而至。同志们慌忙下车隐蔽防空,但敌机上有一种我们叫“空中炸”的炸弹,可以在空中爆炸,弹片像雨点般下落,再加上敌机的疯狂扫射,杀伤力很强。当敌机走后,我们发现车上的人基本上安全无恙,可我们后边的车却被打中了,车上有军文工团和卫生院的同志,一位文工团的小女孩,怀抱着小提琴坐在车上,北敌机的弹片把头部削掉,才十几岁就牺牲了。卫生部的科员陈策同志手腕被炸断残废了,还有些别的伤残者,甚是凄惨。处理完现场,我们又继续步行,在拂晓前到了三八线附近的梅安里。那是个很深很长的大山钩子,是我军的军械库军药库所在地。到达后,我俩女同志住黑木棍子搭的屋子,还有一铺小炕,抗是热的。在三八线上敌人的眼皮底下住这么好的抗,我们很是满足了。可是我下车后,右脚踩到地上时却毫无知觉,我意识到右脚一路上可能冻僵了,进屋后大头鞋脱不下来,冻在了脚上。是同志们七手八脚帮我把鞋脱了下来,可右脚还是木得很,没有任何感觉。虽是3月份,可朝鲜的气候比我国冷得多,因为我在车上时脚上什么也没盖,过了一夜,脚已经冻伤了,第二天脚肿得很厉害。怎么办?当时什么药也没有,朝鲜一位阿妈妮看到我这个样子,立刻上山采了蒿子类的草药,用过熬了给我泡脚,一连用了五六天,我的脚才有了点儿知觉,逐渐消肿了。总算保住了右脚,没有残废,我很幸运。我永远不会忘记中朝人民的友谊,更不会忘记那位不知姓名的阿妈妮。我脚好后,被分配到军药库工作。这里是全军物资供应基地,是敌机重点“关照对象”,侦察机和轰炸机每天盘旋于上空,轻者用机关炮扫射,重者扔些炸弹。在那里工作虽然很艰苦,除了钻山洞就是钻山洞,可我们的身体锻炼得很棒,干劲十足,每次从国内进货,都要从山下背到山上,比如背布匹,每匹10斤以上,一般女同志也只背3、4匹上山,可我背上13、14匹爬山。这个时期是我身体和精神最棒的时期,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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